近代中国对外通商时，谁是第一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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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论上海近代史时，一个世俗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当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陆续登陆这座陌生的城市后，谁是他们的第一个翻译？这个问题体现了好莱坞电影的一贯趣味，其实也是老上海民间述事中的一个“眼”。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无解。瑞科翻译公司从卷帙浩繁的史料找到这个专有名词——“露天通事”。
　　“洋船水物登岸，人地生疏。有曾习西语无业之人，沿江守候，跟随指引。遇有买卖则代论价值，于中取利。因衣多露肘，无室无家，故以‘露天通事’名之。若辈自为一业，有三十六人之例，如多一人，必致争殴。”这是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的记录。葛元煦写的这本书，完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有点像今天的旅游手册。书中所写的露天通事，实际上就是翻译、导游和打桩模子的合体。他们的外语水平应该不会很高，借助手势或可会意，但也够用了。那种结结巴巴的“外国闲话”，就是后来“洋泾浜”英语的先声。
　　后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相续登陆，上海出现了不少教会学校，产生了一批精通外语的人才。同时，商业发展对语言交流是个急切的要求，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也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通过西方语言文字为载体渠道，进行更广泛的、更高层面的学术沟通与学习。在这种形势下，官方和民间以及教会等力量还创建了形形色色的外语学校、译书馆和外语补习班。
　　与正规学校及补习班的严肃相对应，民间学习外语的活泼劲头也一直高涨，因为一般在职场上打拼或在社会上瞎混的上海人也深深懂得，外语可以为他们大大加分，可以获得比别人多得多的机会。那些没有机会踏进正规学校的市民与小职员，倒有别样的聪明与通达，或用汉语渗透到外语之中，或将汉语与外语相互嫁接。他们所说的英语就被讥称为“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是不通中文的西人与不通英语的中国杂役、仆佣、买办、商人之间沟通的语言，英文作pidgin-English，汉语音译为“别琴英语”，这个词汇本身就是洋泾浜英语的典型。洋泾浜原是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河，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开埠后成为英法租界的界河。洋泾浜两岸及桥上逐渐成为商品贸易场所，那么在那里使用的夹生英语就被叫作洋泾浜，后来，经过“露天通事”及其他商人的规范，洋泾浜英语也形成了特的语法和规范。
　　洋泾浜英语词汇量少，大概只有700多个单词，往往一词多义，比如my可以与l,we,mine,ours等同义通用，其次，为英语语法的中国化，一般不用介词，比如把“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你了”说成“long time no see you”等。早在清末，一些粗通英语的中国人还编写了一些用中文标注读音的英语会话手册，比如广方言馆毕业的杨勋就曾编写了一本《别琴竹枝词》百首，将洋泾浜英语编成顺口溜，便于初学者熟记。据说虞洽卿、叶澄衷等人在发达前就是靠宁波话注音的会话手册自学英语的。于是，上海的街头巷尾就流行着“来到克姆(come)去叫谷(go)，是讲也司(yes)勿讲拿(no)，雪堂(sit down)雪堂请侬坐，翘梯(tea)翘梯吃杯茶”这样的顺口溜（用宁波方言朗诵，味道更足噢）。
　　平时，英美人与中国佣人沟通，也使用洋泾浜英语，但只能作些简单的交滚，无法深入沟通。所以在外侨上流社会中，洋泾浜英语被视为粗俗的标志，一般欧美人士与中国商人、买办打交道时，先用正式英语试探，不得已才用洋泾浜英语，否则一开始就用洋泾浜英语就是不礼貌行为。但常住上海的欧美人，平时私下交流也乐意用洋泾浜英语。斯诺夫人回忆她初到上海时与美国副领事谈话，彼此用的就是洋泾浜英语。她认为：“洋泾浜英语是当时整个中国沿海城市通行的混合语，新来的人都喜欢它。”正因如此，1876年伦敦就出版过一本《洋泾浜英语歌谣集》，在1945年专为美国飞虎队出版的英语《上海指南》中，也介绍了洋泾浜英语的特点。
　　再举一个例子，那是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写道的，1934年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访华，在北平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他是否学会汉语时，他说：“余一字不知，但对洋泾浜英语颇感兴趣，盖大半文字，太受文法拘牵，洋泾浜语则无此弊，余信此语或将成未来世界语。”
　　毫无疑问，洋泾浜英语是海派文化的一朵奇葩，至今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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